我們談論管理已這么多年了，但時至今日，對管理問題的理解和把握模糊者有之，偏頗者有之，曲解者有之，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和干擾了我們正確地從事管理實踐活動。具體地說，有以下10種誤區(qū)需要我們在今后的管理工作中加以警惕和避免：

一是“狹義論”。
認為管理就是制訂和執(zhí)行規(guī)章制度，加強制度建設就是加強管理，并認為管理是少數(shù)人的事情，而與組織的其他人員無關。實際上，管理是包括組織、決策、控制、領導、激勵等基本職能和預測、調研、計劃、策劃、咨詢、協(xié)調、溝通、指導、執(zhí)行、制度、監(jiān)督、考評、培訓、任用、選拔及競爭、公關、廣告、營銷等主要功能相互結合、相互影響的有機體系和過程，制訂并執(zhí)行規(guī)章制度只是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另外，管理也不是組織中某幾個人的事，而是組織中全體人員的事。管理者是管理的主體，被管理者是管理的客體，只有兩者相互作用和影響，才會形成一個完整的管理過程。當然，筆者在此并無意將管理的內涵“泛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對管理內涵的片面理解，必然會誤導管理實踐。

二是“階段論”。
認為管理只是階段性工作，只有在組織運轉出現(xiàn)問題后才涉及管理問題。實際上，管理工作貫穿于組織內外整體運作的全過程，可以說，一個組織無事不涉及著管理，無處不體現(xiàn)著管理，無時不進行著管理。管理是“飯”而不是“藥”，藥可在有病時吃，而飯卻一日不可或缺。

三是“唯‘物’論”。
認為管理只是涉及組織中有關成本、預算、財務、質量等等與“物”有關的方面，不知道管理首先是人的管理，進而明白人的管理不僅僅體現(xiàn)在一切管理活動都是圍繞著人來進行并通過人來實現(xiàn)，而且從更本質的意義上講，人不僅是管理的手段和載體，同時也是管理的最終目的（人的自身進步和利益的滿足）。

四是“先后論”。
認為只有在各項業(yè)務正常開展之后才涉及管理問題。比如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只有在上了項目以后才談得上管理，只有在“三改”以后才會顧及“一加強”，不知道上項目前的產品調研、市場分析、營銷預測等也是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不知道從廣義上講“三改”也是“一加強”的題中應有之義，即“改革、改組、改造”乃是管理過程中的一種調控行為，“三改”與“一加強”之間一開始就不存在誰代替誰和誰先誰后的問題。

五是“自然論”。
認為管理的知識、藝術、技能和方法并沒有什么奧妙，可以自然而然地學會。不知道管理作為一門實踐性、綜合性、橫斷性極強的學科，有其特定的歷史沿革、理論體系和基本方法，否則它就不會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了。管理乃是理論與實踐、科學與藝術、觀念與方法的有機統(tǒng)一，提高管理能力和水平并非輕而易舉之事。

六是“內部論”。
認為管理的著眼點只限于組織內部，不加條件地提倡所謂的“眼睛向內”，忽視了“現(xiàn)場”與“市場”乃是一個不可分割并相互影響的有機整體這一客觀事實，致使管理者缺乏“大管理”的眼光、意識和思路，從而造成管理決策或短期行為、或內外脫節(jié)、或主觀武斷。

七是“照搬論”。
認為管理可以走捷徑，可以“超常規(guī)”，忽視了我國生產力發(fā)展的不平衡性和特殊性給管理帶來的差異性和多樣性，盲目照搬發(fā)達國家的管理理論和方法，片面地搞“拿來主義”，導致或急功近利，食“洋”不化；或方榫圓卯，南轅北轍；或只圖時髦，裝潢門面等等。與此相聯(lián)系，對中國古代管理精華重視不夠、研究不夠、借鑒不夠，甚至采取鄙視態(tài)度的現(xiàn)象也十分突出。

八是“經驗論”。
認為管理主要靠經驗和實踐，管理是“無師自通”或“存乎一心”、“神而明之”的事，輕視先進管理理論對管理實踐的指導作用。因此，在實際管理過程中既不注重學習新知，也不注意及時將經驗升華為理論，造成管理粗放、經營短視，多憑主觀決策、靠運氣行事。其實，如果“想管好”便“能管好”，那么就無法解釋現(xiàn)實中有那么多的企業(yè)管理效率不高、績效不佳，甚至“朝花夕拾”了。

九是“外在論”。
認為管理游離于社會生產力系統(tǒng)之外，不知道管理是社會生產力系統(tǒng)的內在要素，并對其他要素起整合、驅動、配置、調控和轉換作用。因而導致一說“發(fā)展社會生產力”就大提“上項目”、“引資金”、“搞開發(fā)”，惟獨不提或很少提“強管理”。不知道如果離開了對社會生產力系統(tǒng)中最活躍、最關鍵和最終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人的管理，究竟靠什么來“生產”，“力”的源泉又從何而來？

十是“悲觀論”。
認為我國經濟欠發(fā)達、市場不成熟、管理底子薄，改變管理落后的現(xiàn)狀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管理信心不足，進而對即將到來的新一輪管理革命或視而不見、或準備不足、或消極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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