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由民建中央提交的<關于完善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稅收政策>的提案,成為今年全國政協(xié)編號為"0001號"的提案。該提案認為當前中國資本市場稅收政策還存在諸多不完善之處,隨著資本市場的不斷發(fā)展,迫切需要相關的配套稅收政策。方案認為,資本市場的稅收政策應以合理投資為導向,倡導長期投資、抑制短期投機、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扶持中介機構健康發(fā)展為政策取向,建立起多層次、多環(huán)節(jié)、協(xié)調征管、體現(xiàn)公平的資本市場稅制。

　　中國的資本市場具有典型的"新興加轉軌"特征,并長期承擔了很多具有行政色彩的功能,如國企圈錢改制、股權分置等,因此,算不上是一個優(yōu)化資源配置和保護中小投資者的成熟市場。與此對應,依附于資本市場的稅收政策也就更不完善,甚至被認為是用來干預和調控市場的工具,如印花稅等。整體而言,中國資本市場的稅收方面只有臨時性的規(guī)定和孤立的稅收設計,既不完整,更不夠規(guī)范,隨意性大,立法基礎不夠。這是新興市場轉軌期的"并發(fā)癥",雖可理解,但須在立法方面與時俱進,逐步加強。其次,資本市場的課稅面有限,對一級市場的投資行為、二級市場上的交易差價收入(證券所得)、國家股和法人股的投資所得、場外交易、有價證券的繼承和轉贈等,都面臨稅收缺乏,債券市場和期貨市場的稅制基本是空白,這顯然對實體經(jīng)濟和中小投資者來說很不公平。正如方案中所提到的,不完善之處還有稅收政策調節(jié)分配的功能比較弱、存在重復課稅現(xiàn)象、稅賦不均和資本市場稅制不公平、對個人投資者從上市公司分配到的收益要征收所得稅而對買賣差價收入未征稅等。

　　隨著中國著力建設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以及市場框架的逐步建立,相應的稅收改革必須跟上,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要求:其一,在課稅的技術層面,實現(xiàn)多層次和多環(huán)節(jié)的稅制改革。即要建立覆蓋整個資本市場以及全部證券投資品種的稅收體系,并合理地貫穿于資本市場的發(fā)行、交易、收益所得及財產(chǎn)轉讓全部四個環(huán)節(jié),制定以交易行為稅和收益所得稅為雙主體的復合型稅制;其二,堅持體現(xiàn)公平的課稅原則,即資本市場稅收政策的各項功能要均衡發(fā)展,特別是宏觀調控、收入分配調節(jié)功能要加強,公平性要得到更好的體現(xiàn)。

　　應該說,該提案是一個針對多層次資本市場稅收政策的全面規(guī)劃,但從目前來看,規(guī)劃超前于當下處于起步階段的多層次市場,特別是多層次稅制設計方面,必須照顧到新興加轉軌的市場特殊性,涵蓋全面的稅種理應在市場培植的同時,逐步推進,先種樹,后摘桃,這也可以防止稅收部門利用新制度從市場過度獲取,不利于市場的成長。不過,行政當局應該積極研究發(fā)行、交易、收益所得及財產(chǎn)轉讓環(huán)節(jié)征稅的可能,目前具有"惰性"的稅收體系不公平、不合理、不科學,應及時改革。在貫徹公平征稅的原則方面,任何時候都要堅持和相機調整,尤其是對已有不合理的稅收政策,應該及時完善。

　　例如目前備受市場質疑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其稅率的變更缺少法律基礎,而過高的稅率被認為是調控市場的手段且對市場有害無利。去年提高印花稅后,全年征收印花稅2062億元,而同期中國上市公司的分紅加轉增部分僅為1800多億元,投資者從上市公司獲得的分紅回報還不夠交易成本,這是鼓勵投機的政策。盡管有聲音認為不應以調整印花稅救市,擔憂調整印花稅是行政干預幽靈重現(xiàn),但這種聲音從技術上忽略了稅制的合理性問題。行政當局應該令稅率回歸到正常的穩(wěn)定的水平,并重新設計更為合理的有利于市場健康的差別比例稅率。

　　目前,公眾所關注的也不僅僅是資本市場的稅收是否合理,而是對整個稅制設計和其能否保持公平表示懷疑。去年,中國稅收達到史無前例的4.9萬億多元,增長31.4%,還不包括關稅、契稅和耕地占用稅。而與此同時,因公共服務缺乏,導致民眾防御性儲蓄,表現(xiàn)為全社會消費能力不足,為經(jīng)濟結構轉型帶來困難。以個人所得稅為例,工薪階層成為納稅主力表明征收起點過低,這很不公平,一方面削弱了公眾消費能力;另一方面,國家財稅沒有提供應有的公共服務?，F(xiàn)代政府的稅收和財政屬于其服務職能的"一體兩面":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目前中國存在較為明顯的問題是,取得過多,用得過少,這從以較小的GDP規(guī)模而超越日本稅收總額可以看出,而中國公眾面臨廣泛的醫(yī)療、教育、養(yǎng)老保險等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

　　此次兩會開始,代表和委員們比較密集地關注稅收不合理性問題,如宗慶后委員認為個稅起征點提高至5000元,張茵委員建議給月入10萬的富人降個稅,顯見從窮人到富人的各個階層都不滿意當前的稅收政策,而此前有關全國每人發(fā)1000元紅包的討論更體現(xiàn)了公眾對財政稅收過度膨脹的不滿,尤其是在通脹如此激烈的情況下。中國的政治改革正在努力轉型為服務型政府,并實現(xiàn)社會公正。這就要求從技術上調整稅收體制,令其起到調節(jié)收入差距、引導資源合理配置等作用,在這方面,資本市場、實體經(jīng)濟以及個人所得等方面征稅體制均需要改善。在財政使用方面,應該從財政預算的透明化開始,接受公眾監(jiān)督,政府應該拋棄長期秉持的干預主義,退出市場,提高公共財政水平,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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