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這場危機當中，首當其沖的是金融業(yè)，金融業(yè)既是危機的源頭即制造者，也是自食其果的受害者。危機襲來之后，關于銀行家的貪婪和應該肩負的社會責任的話題又成為熱門。
在這個無所不被視為商品，無所不被市場化的時代，商業(yè)銀行也是企業(yè)，銀行家們當然也是企業(yè)家。銀行作為企業(yè)、銀行家作為企業(yè)家，討論銀行家的社會責任，顯然是在默認企業(yè)家具有社會責任這種立論的成立。然而，市場上并沒有“責任”這種東西，企業(yè)的所謂社會責任，充其量可以解釋為企業(yè)作為“法人”對遵紀守法的義務。

但是，不認同企業(yè)具有什么社會責任，這種觀點同樣被廣泛地“不認同”。很多人還是寄希望與企業(yè)家對他們肩負什么責任，把自己的未來寄希望于企業(yè)家的社會責任上面。不過，雖然說道德的力量在這場危機中顯示了出來——那些按照合法合同條款領取薪酬的高管們最終被迫把吃進去的又吐了出來，那些經理人紛紛被調低了年薪——但是，勝利絕對是暫時的，最終還是會失望的。
近些年來，關于社會制度的設計問題也非常時髦，2007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就頒到了機制設計理論的名下。制度設計的目的是希望社會運轉依靠一個機制合理的制度，而不是拍腦袋的人治和寄希望于普遍的道德水平的高尚。當然我們也可以說，這種制度設計的理念是基于人性“X理論”的，即人性本惡、人性自私的理論的。的確如此，人性是自私的，這是動物時代就有的本能，制度設計專家們在總結無窮多歷史案例之后，不得不把制度設計建立在這樣一個認識之上。

有一個關于制度設計的經典的、眾所周知的案例是這樣的：兄弟兩個分蘋果，如何做到公平分配？制度設計專家們沒有寄希望與兄弟之情份這種道德的東西，也沒有讓父親來決定如何分配，而是設計了這樣一個分配機制，即讓兄弟兩人之一拿刀把蘋果切成兩半，然后讓另一個首先選取其中一半，留下一半給切蘋果的人。

之所以認為這樣的分蘋果機制非常公平合理，就是首先舍棄了人治和道德作用，或者說認可了人性自私的觀點，至少是認同了“自愿即公平”，就像《西方經濟學的終結》中所說的，“‘追求社會公平’，是對交換的自愿性和自由性而言的”（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P5）。

由此例我們不難看出，“機制設計”從一開始就不認同道德是一種可靠的東西。如若考慮“道德”因素，兄弟二人分蘋果的事情就有的說了——或許兄弟之一道德高尚，連切蘋果都省略了，直接把蘋果給另一個獨吞就是了；或許一方讓另一方切割并且先拿，想吃多少就切走多少；或者象征性地隨便分切一下，放任讓另一個人先拿大的；或許先拿的人道德高尚，孔融讓梨地故意拿走小塊的把大塊留下給對方；或者……

在需要告訴人們經濟學家研究機制設計有多么多么重要的時候，“兄弟二人分蘋果”的經典就會被拿出來示眾，用于啟蒙人們重視制度的構造。在制度設計家們看來，這個社會出問題，原因在于沒有設計出一套可靠的機制。但是，當因為內在機制有問題的市場經濟因之而演變出危機的時候，關于企業(yè)的社會責任這個話題上，我們似乎感覺到其中欠缺了制度設計專家們的聲音，制度設計專家們似乎與普通民眾一樣，又一次掩耳盜鈴自我安慰地把希望重新投放在企業(yè)家的良心和企業(yè)的社會責任上面。

市場的基礎是私有制，這一點早年的經濟學家們已經充分論證了。市場的參與者是私有者，市場存在的意義和目的就是讓各取所需的私有者的私欲得到滿足……一句話，市場機制本身就是一套關于“私”的機制。我們?yōu)楹螘谶@套基于“私”服務于“私”的東西出了問題的時候，卻把目光轉向“良心”、“社會責任”這種和“私”有著涇渭分明的東西上來？研究機制設計的經濟學家們?yōu)楹尾谎芯恳惶卓梢苑乐刮C發(fā)生的市場機制？
機制設計，無論是最優(yōu)設計還是效率設計（其實質沒有什么區(qū)別），最終都會歸于虛無和失敗。2007年三位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都是機制設計的專家，而且都是美國公民，但是，擁有世界一流機制設計專家群體的美國還是變成了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fā)地。
這樣說的原因，并不是把機制設計經濟學家獲獎與經濟危機兩件事情簡單地撮合在一起，而是因為這里涉及到“價值的主觀可變性”這個東西。

無論是“最優(yōu)”還是“效率”，其實都是“好和壞”的問題，也就是所謂的“價值判斷”問題?；趦r值判斷因人而異的主觀性和隨時而變的存量特性，要想建立一套長治久安的“好的”機制從價值理論上來看是不可能的。“好和壞”是沒有客觀標準的，關于“好和壞”的問題，尤其是涉及到大眾的，只可能由“投票箱”來決定，而不可能由所謂的“機制設計家”閉門造車。機制設計理論的確立，意味著存在一種價值判斷的標準尺度以及我們可以造就出一批價值裁判來，這本身就是荒謬的。

機制設計專家關于弟兄二人分蘋果的機制設計，就是一個典型的錯誤地把價值客觀化的例子，試圖用物理事實的平等（兩塊蘋果大小重量相等）取代價值判斷意義上的平等。而在人們的各不相同的價值觀念里，平等沒有客觀物理標準，哥哥與弟弟吃一樣多的蘋果有人認為是哥哥不對，有人認為是弟弟不該。

當然，機制設計專家們可以把“機制的進化”問題考慮在其中，以適應人們價值觀念的漸變性，即不斷根據“最優(yōu)”與“效率”的標準變化而改變機制運行的目標，但是，這種“自進化”的制度本身其實和現(xiàn)有的制度運行機制優(yōu)劣難分伯仲，除了為已有制度的變更多找一種理論借口之外，并不能解決多少實際的問題。

“好和壞”的問題最終的落腳點總是“要不要”，而不是落腳于“能不能”。如果從事機制設計的經濟學家們不能充分認識到“最優(yōu)”“效率”這些東西的價值屬性，最終只能是在一條錯誤的道路上盲目奔跑。在中國，已經有不少研究制度經濟學、企業(yè)組織理論等的經濟學人師承機制設計大師，嘗試著將機制設計理論運用到具體的實際問題當中，如怎樣通過機制設計讓企業(yè)運轉提高效率、如果通過機制設計解決國企的行業(yè)壟斷等等。

在這個推崇自由、私有以及功用主義的社會里，任何一個理論，如果不能夠被運用，就是一紙空文，如果被運用，有“市場”，則一定是可以為運用者帶來利益的，即有用的，有價值的。如果機制設計理論具有實用性，每一個私有單位都運用機制設計理論來設計用自己的價值標準判斷的、對自己最優(yōu)最有效率的一套“微觀機制”來保護自己的利益，這一大堆“微觀機制”最后能夠相互運轉順暢嗎？被推崇備至的自由市場經濟最終以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形式示眾，已經告訴我們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機制設計最大的課題恐怕應是“設計出讓不同價值觀的人們和平共處的機制”。

運用機制設計的思想考慮宏觀問題如何？宏觀經濟其實就是政治。千萬不要誤解本人在反對“機制設計”，機制設計其實是經濟學得以起步的基礎。把機制設計當做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其實是搞錯了理論的體系層次。經濟學一定是在制度選擇確定之下才能夠展開的，而不是相反——先研究經濟學再掉過頭來去考慮機制設計。

在“政治學“當中也有一個“制度設計”的課程，那應該是政治學的專業(yè)課目，也是決定社會財富分配總體格局的根本，不知道經濟學家們有沒有把自己的“機制設計”與政治家們的“制度設計”做一個學術領域的區(qū)別。“經濟學家不應該對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指手畫腳，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是政治家們的事情”（《西方經濟學的終結》，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P13）。如果經濟學人對政治問題有癮，不如干脆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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