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泰勒的貢獻，在于他用一種“科學管理”的方法使我們提高了生產力，提高了勞動效率。但是，他帶來了一個連他自己都想不到的問題，那就是被別人給誤解了。而這個誤解的背后原因，是讓我一直在思考的。我們在前面說過，泰勒說他實際上整個的思考、整個的方法是關于勞資雙方心理的革命的。而在現實中，大家已經忽視了他強調的心理上的革命，而更多地關注于他的物理上的革命，畢竟這是看得見的。

這種物理上的革命，直接導致從作坊式的生產方式變成一種大規(guī)模的流水線式的生產方式，而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又產生了另外一個變化，那就是要進行勞動崗位分工或者說是專業(yè)化分工，當然，這里面有當時大批不懂英文、沒有文化而又缺乏工廠工作技能的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因素。不過，一旦把各種崗位進行了細致的劃分之后，工作效率就上來了，對技能的要求也降低了，于是，一定要在監(jiān)工之外，安排一部分人來進行工作的檢查。玄機就在這里！本來質量和數量是“合而二為一”的，就像一枚硬幣的正反面，無法拆分。但是，當大家的所思所想都聚焦在生產的物理因素的時候，就已經把數量交給了生產線的員工，然后又獨立出一個部門，專門負責質量檢驗。于是，質量和數量就開始分家了。

后來從20世紀30年代的貝爾實驗室開始，作為先驅者的沃德•阿曼德•休哈特（Walter A.Shewhart）就一步步地把數理統(tǒng)計的工具引入了工廠，并逐漸地把質量檢驗部門武裝了起來，通過讓他們學習掌握一個又一個新式武器，使得他們越來越強大，并逐漸變成了專業(yè)人士。換句話說，這種努力的方向，給大家傳達和描繪出一個清晰的概念和進步的路徑，終于使得質量進化成為一個脫離了數量的獨立的職業(yè)，有自己專門的機構、專業(yè)的隊伍、專設的區(qū)域，以及專用的武器，甚至在有些企業(yè)里還有專封的領地，別人是不許插手的，比如，我們前面談到的“返工工廠”和“檢驗工廠”。如此一來，就把一個活生生的生產機體給一分為二了。

雖然這么做有巨大的進步意義，但是對我們現在的管理所產生的不良影響也是巨大的。不難發(fā)現，雖然20世紀70年代以前，我們一直深受前蘇聯的生產模式的影響，直到改革開放以后才廣泛學習各種源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產模式，但令人不解的是，國內大部分企業(yè)竟然一直在延用“泰勒制”的路子，無論外資、民企還是國企，甚至是私企，似乎大家都在約定成俗地認為只有這么做才是做管理，只有這么做才能叫做質量管理，否則，就是不“科學”的！

這不能怪大家，因為我們錯失了兩次風風火火的全球性質量革命。人家早已長大成人，而我們卻緊緊地盯著人家的嬰兒車和玩具不放，甚至還有人像那位著名的阿Q大叔一樣，既敢于在上面練習畫圈，又陶醉于自己畫得很大很圓、很有創(chuàng)意。

我們知道，第一次質量革命是美國人自身的質量革命，第二次則是被迫應對日本人的挑戰(zhàn)。其實，這兩次質量革命就其本質來說都是一種回歸。所謂回歸，就是要把質量和數量統(tǒng)一到一起，而這種統(tǒng)一變成一種革命，就是要讓大家更多地在一起思考物理背后的心理，省思數量背面的質量。只不過，非常遺憾的是，在這兩次革命中大家更多的是傾聽了朱蘭大師（Joseph M.Juran）的意見，并把他作為主流，而沒有去認真地研究戴明先生，尤其是克勞士比先生的思想。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做《質量也摸象》，談的就是這件事。因為你會發(fā)現，在整個質量領域，太多的人都以專家、學者自詡，甚至“大師”的封號也用得像在餐廳里叫女服務員“美女”那樣高調而隨意；可以這么說，數學里有多少派，物理學里有多少派，似乎都能夠在質量學里面找到一個對應的學派。這難道不像一幅有趣的圖畫嗎？有的人抱著大象的鼻子，有些人摸著大象的耳朵，有些人摸著大象的肚子，有些人抱著大象的腿，有些人牽著大象的尾巴……每個人都在談論自己的大象，批駁著別人的大象，殊不知大家都對大象缺乏完整性的認識。幸運的是，克勞士比先生一下子騎到了大象的頭上，他向人們描述出天藍云白、花紅葉綠的情景，描繪出大象前行的方向，尋找食物與水源，以及運動中如何需要身體各個部分的協調與動態(tài)平衡……雖然這讓許多在大象下面的人覺得帶有頗多“理想化”色彩，不免有點發(fā)虛，但也因此跟隨他看到了一副完整的質量大畫面。所以，就開始產生了一場革命。

戴明先生一開始也是從物理層面切入的，不過，他有較強的“系統(tǒng)”思維和清教徒式的價值觀，使他后來也開始找到了質量的一些完整性的意義，并為此著書立說，大聲疾呼。遺憾的是，大家仍然是喜歡他的技法，喜歡他的“術”，而忽視他的戰(zhàn)略觀和他的“道”。于是，也就將錯就錯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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