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司要看得起部屬，部屬要對得起上司。一方面“看得起”，一方面才“對得起”，彼此是相對的，稱為交互性。有一方面“看不起”，就可能引起另一方面的“對不起”，這才是合乎人性的互動法則。“仁義道德”長久以來已成為中國人的口頭禪。人人會說，卻大多不求甚解，并不了解它的真正意義，以致口耳相傳卻不能在日常生活中付諸實踐。

　 “仁”是孔子的倫理學說，在《論語》里，討論得最多的便是“仁”。然而孔子并不直接對“仁”作出解釋或下定義，他似乎要大家自己用心去體會?？鬃拥恼嬲靡馐菃拘汛蠹?，希望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把“仁”實踐起來，這比“說仁”要重要得多。至于“仁”的概念，可尊重各人的心得，不一定需要一致的說法。因為我們每一個人，多少都有些個體差異，處境也各不相同，所以在實踐“仁”的過程中不應加上太多的限制和束縛，這樣才能站在各人的立場上盡力而為。如果設定過多的戒律，勢必會引起虛偽、造作、形式的遺憾，流于唱高調(diào)和做表現(xiàn)，反而妨害“仁”的施行。

　 “義”是孟子的倫理學說，他繼承孔子的思想，認定 “仁”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仁”是良心的表現(xiàn)，而“義”則是應走的途徑。用現(xiàn)代的話來說，即“仁”必須合理，才是合乎人性的“仁”，而不是濫用感情；“義”解釋為合理，凡事以合理為衡量標準，“無過與不及”是孟子的最大貢獻。他并不反對合理的利，只是拒絕接受不合理的利。

　　至于“道德”的含義，那就更加復雜了。古書里把“道”和“德”二字合成一個名詞的，首現(xiàn)于漢初司馬談對先秦學派的評論中。一般來說，“道”指公眾性的通行大路，而“德”是個人行路的能力和結果。“道”是公的，形于外的;“德”則是私的，存在于各人的內(nèi)心。做人應該公道和私德兼顧并重，才有資格被稱為君子。

　 “道”與“德”分開來看，就人而言，“道”是大家言行的準則，“德”是各人所表現(xiàn)的合理態(tài)度或正直善良的行為;就物而言，“道”指萬物所共同遵守的法則，“德”即各物所具有的性能。我們常說“上天有好生之德”，指的是老天爺具有提供人和物生長的本性和功能。但是，將“道”和“德”合稱為“道德”，那是人類的專利，也是人之所以稱為萬物之靈的關鍵因素。我們不能說天地日月、飛禽走獸具有道德修養(yǎng)，只能說人有道德。道德是做人的態(tài)度，也成為人類的衡量標準。我們把人與人的關系看得十分重要。人與人間的關系，主要決定于人與人之間的道德表現(xiàn)，我們特別把它叫作倫理。中華民族既然重視倫理道德，我們的管理自然也不可能例外。

　 “倫”是人與人之間彼此相待的生活關系;“理”為人群生活關系中，彼此交互的道德法則。我們的倫理道德，是群體與個人并重的。倫理偏重于群體，而道德則偏重于個人。人人從修身做起，把自己的道德修養(yǎng)做好，再一層一層往外推，在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這些關系中，講求倫理。然后在不同的關系中，提出道德的重點，這才構成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種不同的關系和重點。關系稱為五倫，重點稱為五德，可見倫理比道德更為根本。最好先搞清楚彼此是什么關系，然后才表現(xiàn)出這種關系所應該表現(xiàn)的合理言行態(tài)度，以免扭曲或錯亂。

　　儒家所倡導的，是堯、舜、禹、湯、文、武一以貫之的中華大道。戰(zhàn)國時期百家爭鳴，各種不同的學說先后出現(xiàn)。司馬談把這些學說大略區(qū)分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后來劉向又把他們分成九種流派，這才出現(xiàn)三教九流的說法。經(jīng)過歷代的演變，證明陰陽、墨、名、法、道、縱橫、雜、農(nóng)各家的學說，都是一偏之見的偏道，只有儒家才是平實可行的中道。兩千多年來，中華道統(tǒng)在于儒家學說，儒家學說也成為中華文化的主流。

　　唐朝韓愈提出“原道”的主張，指出“道”就是仁義。依據(jù)韓愈的說法，仁義是道德的內(nèi)涵，而道德則是仁義的表現(xiàn)。問題是，知行固然有合一的可能，卻也有分開的必要。否則行之日久，逐漸不知或不完全了解，也會反過來影響行的效果?？鬃釉偃f明“學”的重要，強調(diào)“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大家重實踐，卻走錯了方向，偏離了中道。大家不重視知識的追求，是因其望文生義、不求甚解和自以為是的偏差心態(tài)，由此造成了“滿口仁義道德，整天為非作歹”的可怕后果，使大家不但對中華道統(tǒng)喪失信心，而且把一切的責任都推給儒家。實際上是長久以來，我們嚴重扭曲了儒家的道理，加上食古不化，使中華道統(tǒng)愈來愈僵化，非加以重整不可。

　　中國式管理如果把大家?guī)Щ貜那?，簡直是死路一條。中國式管理必須現(xiàn)代化，首先要做的便是正本清源，破除長久以來人們對中華文化的曲解與誤解，把那些不當?shù)难哉摷右詫д?，才會有現(xiàn)代化的功效。而最根本的誤解，是把儒家看成儒教。我們只有儒家，沒有儒教。因為孔子從來不重形式，也沒有戒律。他只是述而不作，把合乎人性需要的道德修養(yǎng)整理出來提供給大家，依據(jù)各人的實際情況自由參考，并沒有統(tǒng)一的標準。一旦提出嚴格的要求，形成教條，就不尊重人的自主性了，那是儒家不愿意做的事情。自有人類以來，便有道德的事實。然而，隨著人類的不斷演化，道德的內(nèi)涵隨之產(chǎn)生變化。“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這告訴我們，要學做一個被大家看得起的君子，必須由修已安人而進入“至善”（頂好、園滿、和諧）的情境，這便是中華民族固有的道德觀。要完成“在職場中不斷充實自己、提升自我”的人生任務，最好的辦法便是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群體中完成自我；最有效的方式，是以仁義道德待人。

　　孔子說“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意思是人與人的相處，應該以人為本，看重人，注重人事的變化。不論愛人或惡人，都能合宜才是合理的態(tài)度。

　　仁和愛看似相同，卻不盡然。愛人是廣泛的，只要是人，便不能不愛。因為愛是平等的，不應該有差別;仁則是有差異的，先從愛自己做起，以自愛為起點，逐漸向外推展。而且親疏有別，不能一視同仁。道德的名目，雖然因人、因物、因事而有不同，根本的原理卻只有一個，那就是仁。

　　孔子把道德稱為德行，以自己為主體，他人為客體，彼此良性互動。主客之間的關系，應該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凡是把儒家學說解釋為“一定”如何如何的，大概都不符合孔子的原意。漢朝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子，其實是對儒家很大的傷害。因為后來的學者，大多把儒學弄得十分僵化而缺乏彈性，難怪有“儒教”的稱呼。

　　人與人之間，彼此“看著辦”，不一定怎樣才算合理。子貢問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有哪一句話是應該終生奉行的？孔子說出“恕”這一個字，解釋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恕”是仁的一種表現(xiàn)，也可以說“恕”是仁的一面。我們不需要一天到晚，把愛人掛在嘴巴上，而應該己欲立而立人（自己要站起來，讓別人也站起來），己欲達而達人（自己想發(fā)達，讓別人也能夠發(fā)達），推己及人，先自愛而后愛他人。要明白自愛不可以限制在愛自己的小范圍內(nèi)，以免成為自私自利的小人。只要在自愛之后，能夠“上半夜想自己，下半夜想想別人”，向外開展，達到愛他人的境地。一方面對他人忠誠，一方面也對他人寬恕。仁義道德，便可以從自己做起，落實在生活上。

　　魯國的國君定公，有一次問孔子,上司對部屬，部屬對上司，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態(tài)度？孔子回答說,上司要看得起部屬，部屬要對得起上司。一方面“看得起”，一方面才“對得起”，彼此是相對的，稱為交互性。有一方面“看不起”，就可能引起另一方面的“對不起”，這才是合乎人性的互動法則。但是，過分地以牙還牙，畢竟屬于不義。所以恕的意思，便是一再包容、寬恕、體諒，給對方一些調(diào)整、改善的時間。

　　我們最好認清，西方的個人道德主要來自對神的懺悔，并不是修己。我們的道德生活，必須兼顧修己和安人。除關注個人之外，還應該重視他人的感覺。我們不完全為個人而活，也不完全為他人而活。我們主張在群體中完成自我，這十分符合人類生存的實際狀況。

　　就管理來說，企業(yè)既不是友誼的結合，也不應該成為利害關系的組織。如果能夠真正做到以人為本，把同仁都當作人來看待，并沒有把人當作工具的偏差觀念，那么所有的成員都是“管理者”，同時也都是“被管理者”，這時候組織變成仁義道德的結合體。一方面保持道德的平等，一方面毫無私心地密切配合。人人自愛，努力修造自己，并且推已及人，將心比心，包容寬恕，設身處地，為他人設想，力求在安人中追求共同進步。

　　現(xiàn)代社會，常見個人為求滿足其一已的享樂而犧牲了自己的健康，并且危害了社會大眾的安全與發(fā)展。中國式管理，在經(jīng)濟道德方面的貢獻表現(xiàn)為個體與群體的交互性，在確立永保和諧的大前提下，又不拘泥于固定的形式，能夠與時俱進，進行合理的調(diào)整。

擴展閱讀

版權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