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那么其遭受的打擊也將是致命性的。不過，如果僅僅只是一般性的缺陷，那倒無傷大雅，甚至權且把它看作是一次“小罵大幫忙”式的公關傳播機會。宇泰這次策劃的“王海實木家具打假門”事件就非常形象地說明了這一點。

在圍觀王海打假實木家具的過程中，宇泰請王海保駕護航的那臺“百鳳朝凰”辦公桌、宇泰領軍人物吳紹光、企業(yè)的基本面等信息，也逐一被媒體凸顯出來。這些信息不僅包括宇泰的正面信息，還包括負面信息，比如“王海到宇泰打假來了”、“‘百鳳朝凰’也不是原木家具”、“宇泰涉嫌炒作”等。所幸這些信息都不是產(chǎn)品質量、誠信等方面的關鍵性信息，對于宇泰來說不是致命性的。它們通過宇泰方的正面回應，再借助媒體的“煽風點火”，都一一被化解了，人們對宇泰的正面認識達到了新的平衡，宇泰也在這一次又一次的負面信息危機公關中，巧妙地完成了自身的品牌傳播任務。

當然，在這里拿四海的維權與宇泰的護權相比，還有點不太妥當。明眼人都知道，宇泰的護權帶有炒作成分，甚至有娛樂化成分，但四海卻完全不同。四海的被侵權現(xiàn)象是實實在在已經(jīng)發(fā)生了，維權確實有其正當性、必要性和緊迫性。面對這種情形，四海是真刀實槍地來訴諸法-全球品牌網(wǎng)-律的公堂，還是也一樣采取“文化圍觀”的方式呢？根據(jù)四海低調維權中碰到的種種人為、客觀障礙來看，筆者以為，四海最好還是采取同樣的“文化圍觀”方式。

中國家具行業(yè)為什么會存在漠視知識產(chǎn)權、抄襲剽竊成風的普遍現(xiàn)象？饒潤平以為，除了企業(yè)自身的主觀原因外，一個根本的癥結就是，家具行業(yè)還存在許多滋養(yǎng)這些負面現(xiàn)象的制度激勵。只要這些制度負激勵一天沒有消亡，侵權行為就一天不會停止。而這些負激勵制度，往往又是跟一些利益集團糾結在一塊。妄圖以單向性的制度設計，是無法杜絕這些日光無法普照的陰暗性的利益訴求的，畢竟，我們的很多制度制定者，既是裁判，又是運動員，他們無法打破自己利益的枷鎖。只有借助“文化圍觀”，把圍繞在維權事件周圍的各種陽光、陰暗的利益訴求都曝光出來，才可能讓維權訴求得到合理的回應，使侵權者遭到應有的懲罰，使裁判者的權力得到理性規(guī)范。

退一萬步講，即使由于種種客觀的、體制的原因，我們的維權不能得到徹底申張，但只要維權企業(yè)本身“坐得正，行得直”，“文化圍觀”也會給企業(yè)帶來意想不到的品牌傳播效力。畢竟，雖然我們的社會目前是一個信息疲勞的社會，但從某方面來講也是一個信息饑渴的社會，只要我們“圍觀”的是一些社會性的焦點、難點問題，就一定會得到社會輿論的普遍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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