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前期各國因救市而大量發(fā)行的貨幣造成的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和流動性泛濫導致的投機炒作，在不少國家和地區(qū)形成了通漲。對于中國而言，勞動力和服務價格上漲，以及輸入型通脹使得形勢更為緊張。在央行嚴格執(zhí)行收緊流動性的調控政策下，中國經濟在今年上半年出現(xiàn)了滯漲的苗頭。過多的流動性并沒有帶來對實體經濟的投資，反而一些企業(yè)認為實體經濟難以生存和發(fā)展，而將大批資金挪動到炒賣商品、期貨，購買高收益理財產品和發(fā)放高利貸等投機活動中。在這一過程中伴隨著大批中小企業(yè)轉型、倒閉、關張。如果這種狀況繼續(xù)持續(xù)一段時間，中國無疑將面對如何解決滯漲經濟的問題。在這一背景下，關于供應經濟學派的政策主張重新引起了業(yè)界的關注。

供應經濟學的出臺和輝煌，是于上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陷入滯漲分不開得。1973年10月，爆發(fā)了第四次中東戰(zhàn)爭，阿拉伯石油生產國削減石油輸出量，造成油價飛漲，由石油危機引發(fā)的經濟危機從英國開始，接著美、日、德、法和加拿大等西方國家也先后被卷入。7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在當時的凱恩斯學派經濟政策指導下再也不能實現(xiàn)沒有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美國通脹率從1960年代初期的不到2%上漲到1979年的13.3%。在這一背景下，作為溫和保守派的羅納德·里根在1981年1月起就任美國第49屆總統(tǒng)。當時，他所接手的美國正遭受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在西方經濟學史上發(fā)生過兩次與美國緊密相關的兩次學說崛起。一次是1929年大蕭條，當時新任民主黨總統(tǒng)富蘭克林·羅斯福采用了以凱恩斯學派理論為基礎的“新政”，帶領美國不僅走出了經濟低谷，而且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洗禮，成就了世界第一強國。而第二次就是共和黨總統(tǒng)里根的上臺，帶來了以供應經濟學派理念為宗旨的“新經濟政策”，后被稱為“里根經濟學”， 帶來了美國80年代后的經濟持續(xù)繁榮。更有意思的是，凱恩斯學派和供應學派在哲學理念和經濟管理思路上都是南轅北轍、針鋒相對的。

這兩次經濟學理論振興浪潮之后，我們看到的結果是，凱恩斯經濟學在美國度過了難關之后重新被采納，這個現(xiàn)象同樣在戰(zhàn)后各國都普遍存在。而供應經濟學派則如昨日黃花，不復被人提起。這在經濟學說史上，應作為一個重要疑問，加以分析解釋。

供應經濟學派似乎從出生就帶些許戲謔色彩。人們記住的是那位在餐巾紙上畫曲線的經濟學家拉弗，以及演員出身的那位紳士味十足的美國總統(tǒng)。其實這是對于該學派的錯誤理解。“供應學派”由美國經濟學家裘得·萬尼斯基在1975年命名。除了裘得·萬尼斯基外，羅伯特·蒙代爾和亞瑟·拉弗是另外兩位極力推崇“供應學派”的經濟學家。毋庸諱言的是，供應學派的經濟學理論并未形成像凱恩斯經濟學那樣的獨立體系，而且供應學派的經濟政策在主張上也并不與供應學派經濟學家的理論完全相同。比如一個典型的誤會是拉弗曲線與供應學派的減稅政策的混淆。拉弗曲線所指的是平均稅率 ,而供應學派的減稅政策所指的是邊際稅率，實際上拉弗曲線本身具有使用上的限制，比如完全競爭市場體系和封閉經濟環(huán)境。筆者無意為該學派翻案。在成功的化解滯脹危機過程中，用供給學派的減稅等政策對付“停滯”，用貨幣學派控制貨幣總量的政策對付“通脹”， 給予企業(yè)與市場更多的自由空間，增強活力。對我們今天的經濟政策還是具有借鑒價值的。

四十年前的美國那次經濟危機，極為突出的特點就是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這種局面的出現(xiàn)，顯示出叱咤風云40年的凱恩斯主義也不再靈驗。此時，供應經濟學派提出解決“滯脹”的藥方，是放棄凱恩斯主義的總需求管理，轉向重視供給、儲蓄、投資和生產。該學派也因強調“供給創(chuàng)造需求”而得名。

在經濟政策實踐中，凱恩斯的以“需求拉動增長”和供應學派提出的“以供給創(chuàng)造需求”，雖然各自強調不同的著力方向，但是在實踐中卻都少不了政府的干預。它們的分野也只在“大政府”和“小政府”的區(qū)別，并非會產生理論意義上的完全自由的放任的市場。供給學派并非照搬一百多年前法國經濟學家J.B.薩伊定律,并不反對國家干預經濟，而是反對過多的干預。它認為在美國由于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關于加強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主張，政府干預已經膨脹到損害經濟的程度。

供應學派和凱恩斯主義都主張通過財政政策實行國家干預，不同的是，前者主張通過減稅實行“供給管理”，而后者主張通過補償性財政實行“需求管理”。這不妨看做一個是被動的側重經濟機體內生的經濟管理，另一個則更為主動、側重通過外力推動來發(fā)展經濟。這原本是為了同一個目的，從前后兩個方向使力的政策導向，本應相互配合，共同發(fā)展。

供給學派對政府開支、經濟管制，特別是對稅收等方面存在的弊端有獨到的理論分析和政策見解。這是一個基于一般經濟理論基礎上的稅收政策，在經濟學說史上并不多見。它給我們帶來的洞見有三個方面：其一，減稅可以提高人們的工作積極性，增加儲蓄、消費和投資；其二，政府行為的過度擴張，會造成對私人經濟活動的排擠，而私人經濟部門的效率要比公共部門活動的效率高得多。例如以拯救就業(yè)為目的的公共部門的擴張，由于擴張所需的費用需要通過增稅、借債或印制貨幣獲得，都是從生產部門的產品得來，從而造成對生產部門的擠占，看似要增加就業(yè)，實際上只會帶來就業(yè)量進一步萎縮；其三，應追求低通脹的增長，貨幣供應量既不能多，也不能過分緊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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