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求合理
作者:曾仕強 420
西方管理,喜歡問:「Which is right? A or B?」而他們的答案,往往都很肯定,不是「A is right」,便是「B is right」。若是「A is right」那麼A就成為共同遵守的標準;如果「B is right」,B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標準。他們把判斷是非的結果,明訂為公是公非,稱為「標準化」(用科學的方法,研究訂定事物的標準,并力求其切實施行)。
為求組織成員,共同遵行既定的標準,自非「明言」一切說清楚不可。同時要求符合同一標準起見,於是明訂為制度。大家一體遵行制度,叫做「制度化」。
制度是企業(yè)組織所有成員一切分工合作的基本規(guī)范,是管理的出發(fā)點。任何成員,其行為合乎制度的即為「對」的行為,否則便是「錯」的行為。前者為組織所歡迎,後者則為組織所不容。
A和B之間,有一條直線,表示A大於B則A對;B大於A即B對。是非有所爭執(zhí)的時候,采取「多數(shù)決」的民主方式,居於A和B的彼此「制衡」,來決定孰是孰非。爭執(zhí)獲得協(xié)議之後,立即修訂原有的制度,成為今後未再度沖突之前的標準。
西方的「二構成一」觀點,形成他們的「制衡思想」麥展為「經(jīng)由談判,分出大、小或是、非,以便共同遵行」的「制衡行為」。
這種行為,其理論基礎乃是「個人主義」?!刚勁小怪浮笣M足各自的需要而進行的交易」,「是非」在確立個人的權利與義務,而「制衡」則在維護并增強個人的權益。
「一內涵二」在管理上也產生中國人「圓滿重於是非」的人性化行為。我們常說:二這樣做對是對,可惜不夠圓滿?!箍梢姟赴咽虑樽鰧ξ幢鼐褪前咽虑樽龊谩梗袊艘蟆赴咽虑樽龊谩?,而非僅止於「把事情做對」。
中國人當然也問:「甲對或是乙對?」只是答案很少是「甲對。」或「乙對?!箙s多半是「甲對,乙也不見得錯?!够颉敢义e,甲又對到那里去?」除非實在是十分明顯而簡單的事情,否則我們總覺得「是非難明」!
中國人重視是非,卻更了解粗理很好講,任何人開口便可以說一大堆道理;細理不好講,仔細推敲起來,每一個人所說釣道理都存在著若干疑難;微理很難講,再深究下去J到了十分精微的地方,似乎永遠說不清楚;玄理猶可講,沒有辦法當中,往往會祀道理說得玄而又玄;妙理不可言,真正的道理「多半妙不可言」,同時覺察「語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種溝通的障礙」,因而非常謹慎,不敢擅下判斷。所以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
相信資深的主管,都有這種經(jīng)驗:某件事情出了差錯,關系者一共只有甲、乙、丙三人,但是甲說得理直氣壯,乙、丙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常常指責中國人愛說理由,個個都是找藉口專家,弄得主管左右為難,不知誰對誰錯,實在與「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有相當密切的關系,因為道理人人會講,是非卻很難明斷!
我國的太極圖象,并非憑空玄想而來。太極代表「圓滿」,根本上是一主體。在此同一主體內,產生「是」「非」兩種相異的現(xiàn)象?!复艘嘁皇欠?,彼亦一是非」,成為中國人的一太極思想」,發(fā)展為「聽一句話,要先問清楚究竟是誰說的,以便決定是否遵行」的「太極行為」。
這種行為,其理論基礎即為「交互主義」。中國人既不完全奉行個人主義」,也不完全奉行「集體主義」;中國人既有「個人主義」思想,又有「集體主義」思想。常聽到中國人說「輸人不輸陣」,「團結起來才有力量」,但是語猶在耳,他麥現(xiàn)情勢不對,率先溜之大吉。然而卻有人說到做到,臨陣絕不脫逃,至死不渝的。中國人的原則,完全居於「看你對我如何,我就如何待你」的「交互」性,通俗的說,叫做「彼此、彼此」。
我們放眼看去,宇宙萬物無一不是圓弧形的。凡直線形的,都是「人為」的,而「人為為偽」,形式化的東西,中國人比較不喜歡,其道理在此。
太極思想,彼此之間不是一條直線,卻是陰陽對稱,淳涵渾樸的圓弧曲線,形成管理上「不明確」的「分寸」。中國人必須害自把握自己應守的分寸,無過與不及,的確相當困難,儒要歷練與智慧,因此有些人十分厭惡,甚至到了怨恨的地步。日本人學習中國文化,便是由於智慧的限制,無法變化自如,所以學到後來,既沒有曲線,也沒有直線,只剩下一個圓形的外殼。日本人自稱「大和民族」,說起來就是「過份求圓滿」,形成「太順的『事大主義』」。
「太順」的部屬,絕對服從的結果,固然有利于力量集中。但是,萬一決策有重大的錯誤,而此一決策者又「大而有力」,則大家盲口服從,勢必害己害國。歷史上日本軍國主義盛行,自殺飛機愚行,大屠殺蠻行,不就是最好的證明?
日本人為了尋求「大和」,往往弄得沒有是非。他們一心一意追求利益,成為世人輕視的「經(jīng)濟動物」。「日本第一」中蘊含著重大的危機,因為他們缺乏適當?shù)闹坪猓钕褚惠v煞車不靈的汽車,走順路時很愉快,危急時真不敢想像。
「大和思想」發(fā)展為日本人「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一切為團體榮譽而努力」的「大和行為」。其理論基礎即是「集體主義」。
太極行為的根源,是「人性」。凡人皆有喜怒哀樂之情,未發(fā)時謂之中,發(fā)而中節(jié)便是和。中國人所講求的「和」,是「用」的一種境界,而其「體」則為「中」。體不離用,用不離體,其間的不同,只在已發(fā)與未發(fā)。未發(fā)的「體」,沒有不善的;已發(fā)的「用」,便有善有不善。中庸特別指出「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就是說明我們所追求的「和」,乃是已發(fā)的善的情,而摒棄了不善的情。
成中英先生以孔子「一以貫之」的縱貫和橫貫兩種關系來解釋「持中致和」的道理。他說:『和』是橫的一貫,『中』是縱的一貫。文化本身應該有中與和的道理,這是中國哲學最基本的智慧?!刮鞣饺?,特別是美國人比較簡單,凡事只要想到自己的權益,「不要讓自己的權利睡著了」,每一個人都為自己而爭,最後總能達到制衡的結果?!競€人獨立,個人自由」所產生的個人行為,因利害關系相結合,「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成為美國人堅強的信念。
日本人也相當單純,凡事只須顧及對方,比比「究竟誰比較大?」你大我聽你的,我大你聽我的。這種「上級生」精神,成為他們的行為準則。
中國人就很復雜,不但想到「我」,還要顧及「你」,更不能忘掉「他」。我們上下、左右、前後都必須同時詳思熟慮,面面俱到,才不會不知不覺中樹敵,招來無窮的後患。在橫的方面,要「和」,對任何人的感情,都應該發(fā)而皆中節(jié),保持恰到好處的人際關系。在縱的方面,要「中」,對於人事的處置,應該有自己的原則,時時刻刻都不離這一根本。中國人不能不堅持原則,否則人家會批評他「沒有定準」、「缺乏制度」甚至「胡作亂為」。
堅持原則又不能到處得罪人,弄得雞飛狗跳,妨害安寧?!赋种兄潞汀辜词羌纫獔猿衷瓌t又能和諧相處,所以「和」就是廣結善緣,用「廣結善緣」來「堅持原則」,既會做人又能做事,叫做「致中和」,乃是真正的圓滿。不能致中和,結果必然「和稀泥」。今天大家由於痛恨和稀泥而怪罪致中和,有似「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繩」,未免因噎廢食吧!
太極行為是人性化管理的表現(xiàn),目標放在致中和。現(xiàn)代有些人不明了「太極行為本身十分正確,只是長久以來過與不及,產生不少弊病」的真相,鐵曰直斷其為偏差行為,再加上不斷采取西方或日本標準來測試,愈看愈覺得落伍而毫無價值。我們不妨改稱為「中和行為」,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誤解與無謂的爭議。
第二節(jié)
中和行為的第一特性是「不執(zhí)著」。 中國人滿腦子「那可不一定」,增加了管理的困難,諸如:
1、不容易聽信人家的話;
2、不重視團體規(guī)約;
3、不完全遵照上級命令行事;
4、不認真接受工作規(guī)范;
5、不相信企劃;
6、不能真正科學化;
7、不容易完全標準化;
8、不能夠大家一致,總認為我應該特別。
高階層主管,對同樣一件事情,可以表示「關切」,也可能十分「震怒」,完全視情況而變異。
中階層弄不清楚高階層究竟會關切還是震怒,當然有責任盡量往下推卸,以便關切時跟著關切,震怒時隨著震怒,安全第一。
基層人員經(jīng)常「壓寶」,有時壓對有時壓錯,久而久之,乾脆不壓,凡事能推即推,能拖即拖,否則也咬文嚼字以察顏觀色,多方斟酌而模棱兩可,我們能責怪他嗎?
「不執(zhí)著」在管理上有許多好處,例如:
1、頭腦靈光。善於隨機應變,對于變動的環(huán)境具有良好的適應力。
2、自動調整。在工作進行中,能隨時適切調整,以求達成目標。
3、彈性應用。具有極大彈性,承受企業(yè)內外環(huán)境鑾遷所帶來的多種壓力。
4、把握情勢。有利的情勢來臨時,能及時加以把握,不受原訂計劃的限制。
5、不畏艱難。水來士掩,兵來將擋,天大的困難,中國人只要有心去做,都有辦法解決。
「人」和「機器」的比較利益,僅在人有較大的彈性。我們現(xiàn)在極力設法增大機械的應變力,仍然和人有一大段距離,所以機械永遠無法完全代替人。
中國人的「不執(zhí)著」,正是彈性大的表現(xiàn).美國人看日本人變來變去,沒定準;日本人看中國人簡直飛來飛去;沒定處。中國人不執(zhí)著的特性,堪稱世界之冠,說得難騁.點,中國人最喜歡變鬼變怪;好聽一些一,中國人擅長應變創(chuàng)新。「變鬼變怪」其實就是「應變創(chuàng)新」,這是中國話的奇妙,因為中國話一如中國人那般;不確定啊!臺灣地區(qū)近幾十年來的經(jīng)濟發(fā)展,是不是和我們「不執(zhí)著」的行為特性密切相關呢?請深思後再下斷言。
致中和的第二特性,是「不受管」。 中國一開口就是「誰要你管?」卻很少聽到「請你趕快來管我」這一類的話。
「我做了這麼多年,難道還要你管?」「你想管我?先把你自己管好再說!」
任何主管,要管他的部屬,他的部屬一肚子不高興,心里盤算著:「好,你想管我,那麼我就想辦法氣你;禾把你氣死,你就老要管我?。菇o果主管多半真的被氣死了,因為中國人多的是氣人專家。
人不能管,談什麼管理呢?不用擔心,中國人有的是辦法。我們的管理態(tài)度是:先看能不能管?能管就管,不能管的人,要「理」,你理他,他才會理你。如果再理不好,那就應該安他,你盡力安他,他自愿賣力,這是中國人最高明的「安人。
我們常問道:「人都安頓好了嗎?」答案如果是「安好了!」非常放心,一定沒有問題。西方人說「O.K」,中國人一句「安啦!」比他們更為靈光。
「不受管」增加管理上許多麻煩,諸如:
1、不喜歡承受壓力,愈是壓他,他愈是表面應付,內心不愉快;
2、不愛看規(guī)約,你要他簽字,只要大家簽他就跟著簽,根少會認真去看,更談不上記在腦海里;
3、不愿意上級不斷盯住他,要他這樣,要他那樣,他表面上在聽,實際上未必以為然。
當然,也有許多好處,例如:
l、不必管他。善於領導的主管,懂得安他、看得起他,讓開一步不去管他,他就會自動去做。
2、不必操心。操心根本沒有太大的用處,因為你越急他越不急。只要安他,讓他身安心樂,他就會自動去操心,變成他急而你不用急。
3、不必制衡。中國人不喜歡被管,本來就是一種制衡,用不著再多方設法、安排制衡的力量,到頭來不過流於形式,工會不像工會,大家心里反而不服氣。
中國人的「不受管」,也是不一定的。當他做得順手的時候,最討厭人家管他;但是一旦遭遇困難,特別是走投無路的時候,他就會大聲嚷叫:「為什麼你都不管?」
需要時要你管,不需要時又不要你管,這才是中國人不受管的真相。中國人「不」之中含著「要」,「不要、不要」然後「要」,「不露、不露」然後「露」,「不會、不會」然後比任何人都「會」,實在值得我們好好體認一番。
「不受管」含有「受管」的成份,關鍵在於「需要」。賢明的管理者,應該讓他覺得有需要才來管他,亦即平時早有充份準備,只待時機來臨,亮出錦囊妙計,而不是和部屬一起在困境中愁眉苦臉。預測、前瞻不是平日說著玩的,卻是緊急時要露一手的。
致中和的第三特性,「愛講理」 ?,F(xiàn)在我們對「情、理、法」有著根大的誤解,一直用西方「排在前面的為優(yōu)先」的「排隊」觀念來看,認為中國人最重視「情」。殊不知中國人有其「居中為吉」的次序觀,「情、理、法」三者,「理」居其「中」,所以最為重要。
中國人最重視「理」,表現(xiàn)在「人人愛講理」的行為上,我們一再流傳:「讀書,要明理?!埂缸鋈耍玫览??!股钚拧赣欣碜弑樘煜?,無理寸步難行」,因而「理宜自然氣壯」。遏到爭執(zhí),總是「請老先生評評理」。事實上,中國人最受不了的一句話,乃是:「你這個人怎麼不講理!」
「愛講理」增加管理上許多困難,諸如:
1、理不易明,很難溝通。道理多半是相對的,究竟孰是孰非,很難判斷。如果樣樣要講道理,實在不容易溝通,因為中國人「全身都死掉了,嘴巴還是硬的」,幾乎人人不服輸。
2、各說各話,很難協(xié)調。任何場合,特別是公開的場面,大都各說各話,只有嘴巴沒有耳朵的結果,增加了協(xié)調的困難;就算有,結論也是各有不同的認定。
3、固執(zhí)一理,形成意氣。人難免有成見、偏見,并不可怕,但如加上「固執(zhí)」,那就可怕萬分,中國人「不執(zhí)著」,卻容易固執(zhí)己見,易於形成面子的意氣之爭。
4、立場改變,理隨著變。中國人重視立場,往往計劃時是儒家,執(zhí)行時變道家,到了考核時,一付釋家菩薩心腸。而在位時是儒家,不在位時變道家,更為明顯。
5、理說的多,實行的少。有些人誤認為「溝通就是多言」,因而「盡在那里說道理,以致沒有時閑真正去實行」。「溝通」與「多言」完全是兩回事,要溝通,卻不可多言,這才是有效的溝通。
愛講理也有許多管理上的好處,例如:
1、讓他自己講。中國人愛講理,又常常認為自己所說的才是道理,別人所講的都不盡合理。在管理上只要有辦法「讓他自己講」,他就賴不掉。
2、一切求合理。對中國人而言,管理即是「管得合理」。只要小心警覺理不易明,隨時謙虛能容,而且力求合理,中國人自然接受。
3、理直氣就壯。無論眾人如何議論紛紛,自己如果真的有理,便不必害怕,更不必計較。氣壯的意思是自己心安,并不是「壯起膽子和人家斗氣」。
4、有理者得人心。有理終究得人心,但是得人心者更容易顯得有理,所以「由情入理」,才是合情合理。只要不存心討好,不鄉(xiāng)愿,得人心是有理的有效證明。
5、有理約束人。有理便可以依據(jù)道理來約束他人,不過要先讓對方覺得不講理時,才施以約束,所以中國人說「法」的時候,喜歡連帶著說「合理合法」。
「合情合理」、「合理合法」,「情」和「法」兩者,都要把「理」拉進來,足證中國人最講道理,一切管理行為,不執(zhí)著到合「理」的程度,不受管也合「理」地接受管理,那就是真正合乎中國人的「管理合理化」!
中國人的管理行為,一直在改變,但是這三種特性,大概都沒有變,檢視我們的日常管理情況,很容易印證此一事實。
一切都在變,中國人當然也隨著時代而改變。不過中國人所變的,乃是有形的部份,凡是看得見的,與物質關系較為密切的,中國人愛時髦,一直在變。至於那些看不見的、精神方面的部份,中國人把握得十分牢固,很少改變,要不然,為什麼說「中國人還是中國人」呢!
管理包括兩個系統(tǒng),一是管理技術,注重計量方法、數(shù)理模式和電腦的應用;一是行為科學,注意組織理論與人力因素。前者全世界通用,并無國界的區(qū)分;後者因各國風土人情而異,在中國人地區(qū)實施管理,最好能因應我們的特性做適當?shù)恼{整。
中國人的管理行為,看起來千變萬化,所謂「一樣米養(yǎng)百樣人」,但是中國人一直請求「持經(jīng)達變」,因此「萬變不離其宗」,變來變去,依然不執(zhí)著,不受管。我們只要把握住道理,讓他變得合理,而又自己管得合理,相信已經(jīng)充份順應中國人的特性。
綜合起來,中國人的管理行為,乃在:一切求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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