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語言特征看西方近現(xiàn)代社會的法理社之生成與傳統(tǒng)中國禮俗社會的維系

從語言特征看西方近現(xiàn)代社會的法理社會
生成與傳統(tǒng)中國禮俗社會的維系

“一個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語言形式這兩個方面的關系極為密切，不論我們從哪個方面入手，都可以從中推導出另一個方面。這是因為，智能的形式和語言的形式必須相互適合。語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現(xiàn)；民族的語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語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過了人們的任何想象。民族精神和民族語言怎樣一起產(chǎn)生自我們的認識所不可企及的同一個源泉，這一點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無法破解的謎。”
—— 洪堡特 （Wilhelm von Humbodt，1836，中譯本：52－53）

5．1，為什么研究語言語制度變遷的關系？ 102
5．2從字本位語言與漢人的思維方式的關聯(lián)看語言在傳統(tǒng)中國社會制序上的投射 104
5．3 從漢字構形特征到漢語的人文精神再到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總體制序特征 108
5．4 從語法的特征差異看漢語和均質歐洲語在東西方社會內(nèi)部生活形式的構型與變遷路徑中的作用 111
5．5 漢語的靈活多變性與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生活形式以及傳統(tǒng)中國文化的整體特征的同向共生性 116
5．6 白話文運動與近現(xiàn)代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 120
5．7 余論 123
參考文獻 124


5．1，為什么研究語言語制度變遷的關系？

在上面從文化傳統(tǒng)、道德倫理與社會制序變遷的關系進行理論探討和梳理辨析的過程中，筆者時時感到在人類社會生活形式變遷的歷史長河中，不同社群、族群和社會的習慣、習俗、慣例、社會規(guī)范與制度之所以有種種差異且在某些方面差異巨大，可能與不同社群與族群所使用的語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因此，從對語言特征的比較來反思不同族群和社會的生活形式，就成了比較制度分析的一項必須要做的工作了。在對語言與制序（“institutions”，在理論思考的現(xiàn)階段上，我把西方語言中的“institutions”視同于維特根斯坦哲學語境中人類的“生活形式”）相互關系做了一些初步的理論辨析之后（參韋森，2003a），我們就可以大致從對語言特征在人類生活形式上“投射”的理論思考視角來比較東西方社會在近現(xiàn)代歷史中的制序化（institutionalization）過程以及制序變遷路徑上的差異來了。很顯然，這是一個非常艱難、思辨且很有可能會誤入歧途的工作。這也無疑要求對東西方語言和社會的基本結構和特征有較深刻的認識和較廣闊的知識，而這是我們在短時期中是難能做到的。因而，本文這里只是根據(jù)筆者近兩年所研讀過的一些文化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的中外文文獻，對這一極其復雜的問題做一些非常表層和粗略的探討。
在從語言特征比較東西方社會制序在近現(xiàn)代歷史中型構和演化路徑上的差異之前，這里有必首先要澄清兩點：
第一點，要從語言特征與社會的生活形式的關聯(lián)紐結上比較東西方社會在近現(xiàn)代演化路徑上的差異，我們首先要弄清是這里所說的語言是指什么而說的這樣一個問題。研究語言學的業(yè)內(nèi)同行會知道，語言本身是個難能用語言本身界定的存在。作為一種涂爾干（Émile Durkheim）所言的那種“自成一類的存在”（sui generic），語言要通過一些外在形式顯露或者說表現(xiàn)出來。在《劍橋語言學百科全書》中，英國著名語言學家David Crystal（1997）曾提出了“說——聽”（口語）、“寫——讀”（書面語）和“做——看”（手勢語）這三種主要語言存在形式說。如果我們接受Crystal教授的這一劃分，并把“手勢語”（以及“身體語言”——在英文中為“body language”）這種語言存在形式從我們的理論分析中舍象掉的話，我們?nèi)匀贿€有口頭語言和書寫文字這兩種語言存在形式。那么，在辨析東西方語言在社會制序型構和變遷中的作用時，以及在探尋語言特征所可能引致的東西方社會在近現(xiàn)代歷史中的制序演化路徑上的差異這些艱深和玄奧的問題時，我們首先會遇到這樣一些問題：要比較、要探析語言特征及其與社會的生活形式的關聯(lián)機制的差異，我們的 “比較理論話語”（discourse）中的“語言”，是指口頭語？還是指書寫語？不弄清這一點，就籠而統(tǒng)之地進行語言與社會的生活形式關聯(lián)機制樣式和構型（configurations）的比較，很有可能會產(chǎn)生許多理論誤解，進而我們的理論比較的意義和可信度也會大打折扣。很顯然，雖然在有著口頭語和書寫語這兩種語言存在形式的任何語言社群中，盡管人們在日常使用這二者時它們密切相連、相契或者說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任何語言共同體的任何時間里，二者也總會有一些差異。二者的一般差異在于，一般人們說口語時比較靈活，不怎么注重語法（或者說與書寫語相比，語法在人們的口頭語中有些“隱而不彰”），因而，在任何語言中，書寫語總是要比口頭語言更“規(guī)范”（或者說“正式”）些。另外，如果這里默認從古希臘哲人到近代語言學的大師索緒爾（F. de Saussure）的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 [①] ——即文字是聲音符號的符號，聲音是事物的符號——的話，我們就可以從上面這一點進一步認識到，人類語言的主要差異更容易從不同語言中的書寫語上顯現(xiàn)出來。另外一點尤為值得我們注意和深思的是，在任何社會的現(xiàn)實中，盡管人們的行動或者說生活游戲（“生活游戲”戲這個概念，參韋森，2002，頁167－9）主要是通過言語活動來實現(xiàn)的，或換句話說社會秩序以及帶有語言維度的生活慣例和制度主要是在言語活動中型構而成的，但語言游戲所產(chǎn)生的社會秩序及其構形投射在社會的法律或其他正式制度規(guī)則上，則主要是通過書寫語言來進行和完成的。稍加思考，我們就會知道，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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