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xié)委員、德意志銀行（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紅力將提交提案，建議降低高端人才的個稅稅率，以吸引高端人才和跨國公司將總部設立在中國。曾經的內地首富、全國政協(xié)委員張茵附議。

　　這一提議雖然合理卻不合宜，在現實層面不具備可操作性，有激化社會矛盾之嫌。

　　就個稅而言，我國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在公平性方面有欠缺，課稅設計繁瑣、征稅效率低下，而不是對富人征收過度，阻扼了財富與人才的流入；另一個問題是普遍稅負過重。

　　目前的個稅體制事實上對工薪階層影響最大。首先，個稅起征點的扣除沒有實現指數化與動態(tài)化，沒有與物價水平掛鉤，在物價上漲的情況下直接導致納稅者稅收負擔加重；其次，個稅申報繳納沒有以家庭為單位，這導致家庭負擔不均，一個有下崗家屬的月收入5000元的工薪族所繳納的個稅要超過兩個月薪3000元的家庭；再次，由于征稅手段落后，高收入階層可以通過將個人消費支出打入經營成本、現金交易等辦法避稅，絕大部分的稅負落在由單位代扣的工薪一族頭上，他們所繳納的稅收收入占到個人所得稅收入的40%左右。根據相關單位的測算，我國個人所得稅大概流失了50%以上，高收入者偷稅漏稅現象比較嚴重；最后，我國征收個人所得稅采用分類稅制，即將個人的全部所得按應稅項目分類，對各項所得分項課征所得稅。這一標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制定，個人所得稅的應稅項目有11項，針對不同性質的所得設計不同的稅率和費用扣除標準，分項確定適用稅率，分項計算稅款和進行征收，并且依收入來源的不同分設不同的稅率，重重疊疊，成為低效根源。

　　目前的稅收機制顯然無法形成正確的激勵。過高的稅收給高收入者制造了口實，使他們在避稅的同時能以制度漏洞安然撫慰自己，過高的起征點同樣觸發(fā)了低收入階層的抵觸情緒，抵消了民生投入增加的力度。在這個意義上，張紅力委員提出的，“如若暫不宜降低個稅稅率，建議考慮針對那些對我國經濟發(fā)展和人才培養(yǎng)有重要影響和貢獻的對象，提供個稅優(yōu)惠”，這意味著稅收回到重稅加優(yōu)惠稅制上去，但這樣做，會離稅制公平越來越遠，而不是越來越近。

　　“按中國目前的個人所得稅計算方法，個人每月收入超過人民幣10萬元，即以累進稅率45%征稅，而且沒有合理的退稅、免稅政策，這高過許多歐美發(fā)達國家的最高稅率，例如美國的最高累進稅率為35%，英國、法國和日本的為40%”，這是事實。按照世界銀行1987年的一份調查資料顯示，每個國家的稅負與GDP有最佳比例構成，我國的稅負比重過高，這也是事實。但是，這些證據都不是對某個行業(yè)的高端人士實行特殊稅收政策的理由。

　　與其為富人降稅，政府不如采取措施，以稅收公平與合法體現稅收法治原則，以滿足公共財政基本所需之后的普遍降稅來刺激經濟增長、增進創(chuàng)業(yè)者的活力，這是市場社會的根本，也是現代法治社會的基本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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