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屆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為人們自由遷徙、安居樂業(yè)創(chuàng)造公平的制度環(huán)境。自由遷徙一詞是政府幾十年以來的“首提”，故值得為之言說。

　　本來自由遷徙是人類最古老的權利（之一），其實只要是權利都是古老的，當然這里的權利主要是針對與公共領域相比較而存在的私人生活領域。私域中的權利大都為自然權利，它和人的自然屬性有關。比如眼睛有看的權利，赤橙黃綠青藍紫，什么顏色都不應成為禁忌。嘴巴除吃以外，還有說的權利，除了傷害他人，世界上沒有不能說的話，否則談不上言論自由。心靈有信仰的權利，任何一種宗教，抑或迷信，甚至是別人眼里的愚昧，都是他或她的自由。

　　同樣，對于人的腳來說，也有其自由，就像飛鳥飛翔天空的自由、非洲草原牛馬象逐走于大地的自由，這就是人類的遷徙權利。權利說到底，就是在不妨害對方的前提下，你有資格可以獲得你想獲得的東西，你有資格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你有資格可以成為你想成為的人，等等。如果沒有人限制你的權利，你就是自由的；反之，你就處在一種被強制甚至被奴役的狀態(tài)。

　　遷徙的自由既然是古老的自由，為何又會首提，因為我們經(jīng)歷過一個“權力全能主義”的時代。和以往任何一個時代不同，掌控這個時代的權力不僅掌控著人類生活的公共領域，而且第一次從公域大面積地向私域漫溢，幾乎全方位地掌控了私人生活的全部。這是權力對權利的掌控，比如它可以掌控你的眼睛，黃色可以成為一種禁忌。同時它也可以掌控你的兩只腳，你看起來可以自由走動，但卻無法自由安居。這突出地表現(xiàn)在權力對農(nóng)村和農(nóng)民的掌控上。遷徙自由的另一面是安居自由，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出于城市工業(yè)化的需要，權力不允許農(nóng)民向城市流動，因而這個古老的自由第一次從制度上被遏制了。直到今天，也就是幾十年后，它才姍姍出現(xiàn)于政府工作報告里，于是我們把它叫做“首提”。

　　如果不論遷徙自由的古老的歷史，只看它在20世紀的命運，這是一幅怎樣的歷史曲線啊，高開低走。1912年以前的清末，遷徙自由是一種自然狀態(tài)。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頒布，第二章第六條第六款規(guī)定“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這是以憲法形態(tài)肯定古老的遷徙自由。以后，袁世凱的北洋時代和取代北洋的國民政府時代，其憲法文件無不保留了遷徙自由的條款。直到1954年憲法，第90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但，這是遷徙自由在憲法里最后一次出現(xiàn)。自1955年6月國務院發(fā)布《關于建立經(jīng)常戶口登記制度的指示》，到1958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五四憲法中關于公民居住和遷徙自由的條款，事實上已經(jīng)被取消了。不但農(nóng)民進城成了盲流，成了被嚴控的對象；憲法相應條款也被違憲的下位條例抽象肯定具體否定了。其結果，半個世紀以來，我們先后又有過三部憲法，即七五憲法、七八憲法和八二憲法，但遷徙自由這一古老的權利連抽象肯定都沒能保住，它卻從憲法文件中失蹤了，直到今天。

　　今天，遷徙自由終于出現(xiàn)在本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姑且把它看做一個有待觀察的信號吧。城鄉(xiāng)二元隔離體制是一種有違人權的制度舉措，它實施了長達半個世紀之久，極大地剝奪了廣大農(nóng)民兄弟姊妹的自然權利。這樣一種歷史狀況沒有理由存續(xù)。但囿于歷史扭曲的時間太久，導致一系列的問題積重難返。如果立即從制度上打破城鄉(xiāng)二元體制，勢必會帶來連鎖性的病變。我們今天在吞咽這一枚歷史苦果的同時，雖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一定要逐步有效地從制度層面改變這種社會不公，否則政府何為。我們希望看到下一屆政府就改變這個問題有它的明確的計劃，亦即要有相對清晰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否則就是作態(tài)。另外，我們不但要在現(xiàn)實層面上改變這種對農(nóng)民權利的剝奪，還需要從憲法層面上解決這一問題。沒有遷徙自由的憲法是殘缺的憲法，因此，讓遷徙自由重回憲法，便成為一種理所當然。當然，它不是回到1954年，而是回到1912年?；氐?0世紀歷史的開頭，我們可以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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