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扎扎實實推進體制改革，讓權力得到制衡，分解地方"一把手"過大的權力，把"絕對的權力"關進籠子里，公民權利才能獲取一份堅實的保障，嘉禾與豐城發(fā)生的事件才不會重演。

　　在江西省豐城市，一場舊城改造拆遷中，許多與被拆遷人有親屬關系的公職人員被告知：要在規(guī)定的時間內(nèi)說服其親屬在拆遷協(xié)議上簽字，“否則將被采取組織措施。”在這場補償與市場價格懸殊的拆遷中，有人被停職，有人被威脅停發(fā)工資，連一些低保戶都被告知，如不配合將被停發(fā)最低生活保障。(今日本報12版)

　　豐城市這起事件，很容易讓我們想起前幾年發(fā)生在嘉禾的強行拆遷事件，當年嘉禾搞“四包兩停”，讓160多名公職人員受到牽連。而打出“誰影響嘉禾發(fā)展一陣子，就影響他一輩子”的口號，暴露出濫用權力的“窮兇極惡”。

　　如今，嘉禾這一事件的當事官員受到追究，去年頒布的物權法也宣示：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征收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動產(chǎn)，應當依法給予拆遷補償，維護被征收人的合法權益。原以為，物權法的出臺會給公民的私產(chǎn)提供一份堅實保障。然而，豐城市權力濫用再現(xiàn)，不免有一種夢想破滅的感覺。

　　物權法對于保護公民私產(chǎn)的規(guī)定再完備，它也只能針對那些直接侵犯公民私產(chǎn)的行為本身，對于官員利用權力壓制公務員，搞株連“聲東擊西”、迂回侵權，卻鞭長莫及。這種來自行政權力的壓制，表面上并沒有直接處置拆遷戶的私產(chǎn)，但與強行拆遷何異？物權法又能奈何？

　　更為重要的是，就是直接侵犯了拆遷戶的基本權利，物權法又能怎么樣？豐城市民邵國榮的店鋪補償價格只有每平方米5600元，而就在離他的店面100米左右的馬路對面，一個房地產(chǎn)項目的商鋪售價為每平方米兩萬多元。但是，邵國榮能依靠物權法來保障自身合法權利嗎———他只能坐在自己的店鋪里，任憑頭頂上拆遷工人掄錘一次次地砸向建筑物，只能做出“一家5口全部住進店里，與店面共存亡”的悲壯決定。究其原因，物權法不能自動制止濫用權力的行為，不能自動保障公民的合法權利，它有賴于人大等權力機關對于濫用權力行為的制止，有賴于司法機關嚴格適用法律來保障公民的合法權利，但這一切在“絕對權力”面前，只能是一場空談。

　　在我看來，十部物權法也抵不過一個絕對權力。這個絕對權力，就是地方政府掌控的，不受約束的行政、司法等權力。近年來，各地不斷曝光的“彭水詩案”、“稷山誹謗案”，西豐警察進京抓記者案等一系列打擊報復輿論批評的案件，絕非偶然，其根源就在于這個絕對權力。在某些地方政府的絕對權力之下，司法機關不但不能起到制約和監(jiān)督政府權力的作用，甚至自身也成為了絕對權力的幫兇。

　　只有扎扎實實推進體制改革，讓權力得到制衡，分解地方“一把手”過大的權力，把“絕對的權力”關進籠子里，公民權利才能獲取一份堅實的保障，嘉禾與豐城發(fā)生的事件才不會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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