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新論》的作者、美國學(xué)者薩托利在談民主與憲政的關(guān)系時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民主國家必然是自由的憲政國家嗎？”他自己提供的答案是，盡管近現(xiàn)代以來的歷史告訴我們這兩者經(jīng)常結(jié)合在一起，但“民主與憲政并不是不能分離的伙伴”。如果說這兩者的結(jié)合可以為英美兩國的歷史所證明；那么，它們之間的分離，甚至說悖反，援例不妨就是法國大革命。

　　1688年的“光榮革命”，英倫由君主專制轉(zhuǎn)型為君主立憲。200年后，以1887年費城制憲為標志，美利堅由此走上共和立憲或民主立憲的建國道路。這兩個國家，國體不一，一君主，一民主；但政體相同，都是以憲政制度制約代表國家主權(quán)的君主或民主。

　　和英美相比，法國是一個政治現(xiàn)代性后發(fā)之國家，后發(fā)的優(yōu)勢在于它可以鑒取前人的憲政成例。1789年的法國革命在時間上緊隨美國建國，但是在選擇對象上它卻有英倫和北美兩個樣板可供參照。從國體角度，法蘭西和海峽對岸的英倫性質(zhì)相近，都是古老的君主制國家。英倫的經(jīng)驗可以較方便地為法國所援引。

　　但法國寧可效法大西洋彼岸的北美，這一則因為英法兩國長期交惡，另外在北美獨立過程中，法國是站在北美一邊，從人力物力上支持它從英倫統(tǒng)治中獨立出來。因此，美國樣板吸引了法國，它走上了一條類似美國革命的道路。

　　相對于英倫的光榮革命，美國革命（如果可以這么稱呼的話）是國體革命，它一改英倫君主制為民主制。這很符合北美100多年來的殖民歷史，因為這塊新殖民地本來就沒有君主，它沒有必要在建國時制造一個出來。但，北美在政體上依然沿襲的是英倫憲政那一套，這是這兩個國家迄今為止的最一致之處，也是這個世界上現(xiàn)代性轉(zhuǎn)型最為成功的政治標志。

　　英美兩國的政治實踐告訴我們，一個國家，政體比國體更重要，此即對權(quán)力限制的憲政比追溯權(quán)力來源的君主或民主更重要。如果說這份經(jīng)驗來自英美那些清教徒杰出的政治認知；那么，政治上后起的法國既然在國體上同與英倫，英倫就是它的一個正面指引，即在國體不變的格局下進行政體改革，從而由君主專制走向君主立憲。

　　但法國取法的是與自己國體截然不同的北美，它進行的是國體革命，即革君主國體為民主國體或共和國體。最后，國體革命成功了，沒有成功的是，國體革命遮蔽了更為重要的政體革命。因為革命本身的暴力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權(quán)力，已經(jīng)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約的了。它不但使憲政難以施展身手，而且以往在君主體制下逐步形成的憲政傳統(tǒng)也被這種暴力毀于一旦。于是乎，法國經(jīng)由法國大革命，以共和成立為標志，一個君主專制的國家蛻變?yōu)橐粋€民主專制的國家。

　　民主的專制這個詞對今人來說相對陌生，甚至質(zhì)疑；但在百十年前的清末，梁啟超在與君主立憲對舉的意義上多次使用過這一概念。

　　如果憲政即表現(xiàn)為對權(quán)力的制約，那么君主權(quán)力不受制約即君主專制，同理，民主權(quán)力不受制約則為民主專制。民主專制的前導(dǎo)是暴力革命，因為除了美國那樣的殖民地，這個世界上古老的文明國家基本上都是君主形態(tài)的，因而也是專制形態(tài)的。于是政治革命就有兩種，一種是革君主，一種是革專制。英倫革命是革專制而不革君主，此正如法國革命革君主卻未曾革專制。

　　當然理論上可以同時推進這兩種革命，只是世界上幾乎找不到成功的先例，尤其對那些古老的文明國家而言。其中道理不難索引，以民主取代君主，這是對君主的索命行為，君主勢必不讓，于是雙方必然訴諸暴力。但一種暴力如果能夠戰(zhàn)勝君主專制的暴力，那么對制約權(quán)力的憲政而言，這種新的更大的暴力，它實在已經(jīng)無能為力了。

　　縱觀法國大革命，1789～1799年，十來年間，它所經(jīng)歷的過程大致可以表述為這樣幾個段落：君主專制→君主立憲→民主共和→軍事獨裁。

　　1789年以攻占巴士底獄為標志，法國大革命開始。到1791年9月法國憲法出臺，國家局面基本上由君主立憲派主持，其推出的憲法在表述“國家權(quán)力”的第三篇中，明確宣示政府是君主制，國家行政權(quán)力委托給國王。這無疑是一份君主立憲性質(zhì)的憲法，但情況到了第二年即出現(xiàn)劇烈轉(zhuǎn)折。

　　1792年8月，巴黎爆發(fā)起義，民眾沖進王宮，囚禁法王路易十六，法國君主體制即告結(jié)束。9月，法國新國民公會通過了成立共和國的決定（史稱“法蘭西第一共和國）?！?793年，由雅各賓派主持的新憲法出臺，開宗明義地表明法蘭西國體為統(tǒng)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國。也就是在這一年，路易十六被推上斷頭臺，以此為發(fā)端，法蘭西進入了一個以殺人取勝的政治恐怖時代，它給我們昭示的正是權(quán)力不受制約的專制恐怖，只是這個專制不是路易十六的君主專制，而是以羅伯斯庇爾為代表的寡頭式的民主專制了。

　　法國大革命的高潮，從1793年初的共和元年始，終于1794年7月的羅伯斯庇爾之死。這段時間史稱“雅各賓專政”。不到兩年時間，巴黎最忙碌的應(yīng)該就是那架斷頭臺了。開始，法國共和的局面由溫和性質(zhì)的吉倫特派所掌控，他們不贊成處死路易十六。但激進的雅各賓派不但先后把路易十六夫婦送上斷頭臺，而且也把吉倫特派的領(lǐng)袖如羅蘭夫人等送上斷頭臺。非僅如此，羅伯斯庇爾又先后把雅各賓內(nèi)部的溫和右派如丹東和更激進的左派如埃貝爾送上斷頭臺，最后躺在斷頭臺上引頸就戮的就是羅伯斯庇爾他自己了。

　　以恐怖結(jié)束恐怖，羅氏死后，別人為他擬寫了這樣一則墓志銘：我，羅伯斯庇爾，長眠于此。過往的行人啊，不要為我哀傷，如果我活著，你們誰也活不了！這應(yīng)該是恐怖的雅各賓專政最形象的告白了。

　　專政之下無憲政。寡頭性質(zhì)的雅各賓統(tǒng)治是由巴黎民眾選舉出來的，這樣一個民主性質(zhì)的權(quán)力體制，卻沒有任何法治可言。憲政的支柱即法治，革命又是最排斥法治的東西。被雅各賓送上斷頭臺的死刑犯，不是叛國者，就是反革命。他們雖然也經(jīng)過革命法庭的審判，但沒有被告律師和被告申辯權(quán)的法庭還可以叫法庭嗎？革命法庭省略了幾乎所有必要的法律程序，它只是一個宣告對方罪行的場所。

　　1792年12月3日，為了處死路易十六，羅伯斯庇爾在國民公會上這樣對民眾演講：“路易不能再受審；他已經(jīng)被定罪，而共和國也并未死亡。提出起訴路易十六，不管可能出現(xiàn)什么方式，都是向君主的和立憲的專制的倒退；這是一種反革命思想，因為它把革命弄成有爭議的事情了。……人民不像法院那樣進行審判；他們并不作出判決，而給以霹靂般的打擊；他們不給國王們定罪，而讓國王們歸于撕滅，這種裁判不亞于法庭的裁判……”由此可見，路易之死，死于民眾專政而非死于法律。然而，不經(jīng)正當法律程序的死亡，不僅沒有任何公正可言，它同時也昭示著憲政的死亡。

　　回觀法國大革命，對于我們今天一味信奉沒有民主就沒有憲政的人來說，不難看到薩托利所說的民主與憲政的分離。畢竟這是兩個不同的政治學(xué)范疇，它們并非天然的二位一體，而是各自承載著不同的政治功能。

　　當民主必須經(jīng)由暴力革命來完成，不僅可以導(dǎo)致它與憲政脫節(jié)，而且還必然導(dǎo)致寡頭性質(zhì)的獨裁。羅伯斯庇爾是一種獨裁，他死后經(jīng)由軟弱的督政府的過度，幾年后政權(quán)即為另一位軍事獨裁者拿破侖所攫取。更為反諷的是，拿破侖1804年干脆廢共和而稱帝，法蘭西第一共和變成了法蘭西第一帝國。這是一個政體不變的國體循環(huán)，流了那么多的血，只是換了一個君王而已。

　　一場血淋淋的共和，不但憲政倒在血泊之中，民主自身亦被長期阻斷。因此，在政治現(xiàn)代化的世界進程中，與首重憲政的英美相比，首推民主的法蘭西給后人提供的幾乎就是一個負面樣板。

　　民主的專制這個詞對今人來說相對陌生，甚至質(zhì)疑；但在百十年前的清末，梁啟超在與君主立憲對舉的意義上多次使用過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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