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認為應該提高大學學費是基于這樣的思維邏輯，即如果高校學費降低，是讓不窮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學費的人搭了便車，所以最好的方法應該是提高學費，然后用提高的學費增加更多的獎學金，來解決窮人上學的問題。其實，這樣的思路明顯地含有邏輯上的悖論，因為獎學金是針對學習成績優(yōu)秀的學生而設的，如果富人家的孩子成績優(yōu)秀，就同樣有資格獲得獎學金。如此一來，茅于軾所謂用富人的錢來補貼貧困學生目標的實現(xiàn)就要打折扣；如果為了能讓更多的貧困學生獲得獎學金，而就剝奪富人家孩子獲得獎學金的機會，就不啻于是對富人家孩子平等權利的侵犯，也與茅于軾“富人的權利須受尊重”的一貫主張相矛盾。

　　即便是按茅于軾的思路與建議施行，起碼在可以想見的若干年內(nèi)，能夠得到獎學金的只會是貧困學生中的一部分，必定還會有不少貧困學生難以因此而解決上大學難問題。況且即便上大學后可能獲得補貼，上學前籌集高昂的學費對于不少家庭來說也是個大難題，如果大學學費再按茅于軾的思路在現(xiàn)有基礎上較大幅度地提高，籌集學費對于一些經(jīng)濟困難家庭來說無疑只會是雪上加霜。如果經(jīng)濟困難家庭千方百計包括通過高息借貸籌集到學費之后，他們的孩子又不能如愿得到可能只是部分學生能夠得到的獎學金，那么這些家庭就只能“分享”茅于軾建議的苦果，而無法從茅于軾想象中的美好愿景中受益。

　　更為重要的是，茅于軾的思路是建立在提高學費后增加的那部分學費可以順利到達貧困學生手中這樣的假設基礎上的，但是這樣的假設能在多大程度上成立是大可值得懷疑的。因為很顯然的，如果秉承先提高學費再將增加的學費補貼給貧困學生的思路，必然要增加包括高校在內(nèi)有關方面的工作量，這樣就要增加機構與人手，這就難免會要花費掉部分原本應補貼給貧困學生的經(jīng)費；更有甚者，以當前部分高校存在的包括建設超豪華校門在內(nèi)的奢侈浪費現(xiàn)象來看，難保提高學費后增加的經(jīng)費中的相當部分不會被有關方面無謂地耗費掉，甚至可能被少數(shù)有權支配經(jīng)費者中飽私囊。

　　茅于軾的思路與建議是建立在對政府與高校內(nèi)掌握權力者作“善良人”假設基礎上的。這樣的假設未免有些天真，因為只要有權力存在的地方就難免會有腐敗。這種腐敗表現(xiàn)在有權力者難免會截留部分原本應被用于百姓的經(jīng)費與款項；利用分配經(jīng)費的權力謀取個人私利，發(fā)放與分配經(jīng)費過程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削弱資金的應有使用效能等等。就高校補貼學生經(jīng)費事務而言，應盡可能減小相關部門與人員手中的資金流量，讓學生受益的辦法應盡可能不經(jīng)權力之手得到實現(xiàn)。所以，對于減輕困難學生及其家庭經(jīng)濟壓力，讓更多的人讀得起大學來說，與其像茅于軾建議的提高學費再補貼貧困學生，不如通過財政增加對于高校的投入，然后降低大學學費標準來讓學生受益。也就是說，合適的路徑更應是變茅于軾建議的“間接補貼”學生為降低學費收取標準形式的“直接補貼”學生。

　　撇開高校學費領域不談，茅于軾的思路與建議引申開來也是可怕的。既然只要能夠補貼貧困學生，高校學費盡可能高也是合理的；既然只要能夠補貼經(jīng)濟困難家庭，電價提得再高也是可行的，那么依此類推，只要能夠?qū)?jīng)濟困難家庭給予補貼，則任何政府稅收、收費與壟斷產(chǎn)品價格就都可以盡可能地提高。如果按照這樣的思路去施行，經(jīng)濟困難家庭生活水平提高，社會貧富差距得以縮小的可能性不會很大，而人們因為財產(chǎn)權受到侵害失去創(chuàng)富動力，有關方面與企業(yè)與民爭利的沖動進一步膨脹，掌握不受制約的無限權力的政府等卻更有出現(xiàn)的可能。所以，不單就高校收費政策而言茅于軾的建議值得商榷，其言論中所隱含的邏輯思路于社會管理與權力運行方面來說也是不無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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